东西问·人物丨球王贝利走了******
中新社北京12月31日电 题:球王贝利走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胡克非
82岁的“球王”贝利,没能熬过2022年。国际足联有关贝利的页面是简短的一行标题:“The King of football”。
不久前,贝利还在病房里观看了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在阿根廷队捧杯后,贝利在社交媒体中恭喜梅西,他写道:“今天,足球继续以一种激动人心的方式讲述着它的故事。梅西赢得了他的第一座世界杯,这是他应得的。祝贺阿根廷,迭戈(马拉多纳)现在肯定在微笑。”
世界杯期间,就已传出贝利健康情况持续恶化的消息。圣诞节前夕,贝利的子女全部从国外返回巴西,陪伴父亲共度最后的时光,巴西政府则已开始为贝利筹备葬礼。
北京时间12月30日凌晨,贝利走了。
癌症、新冠和多脏器衰竭
70岁之后,贝利的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
先是因为前列腺的问题入院治疗,不久后又发现髋关节坏死,进行了髋关节置换手术。
贝利术后拒绝康复治疗,只依靠轮椅和拐杖出行。由于缺乏运动,他逐渐出现了肌肉萎缩的情况,脊柱、臀部、膝盖都相继出现了问题。
由于诸多疾病导致的行动不便,几年前贝利被诊断患上了抑郁症,在家人陪伴和照料下,贝利的情绪得到了安慰,症状逐渐缓解。
但好景不长,2020年的一次例行体检中,医生在贝利身上发现了恶性肿瘤,位置在结肠处,但已扩散到肺部。
顶级医疗专家会诊后认为,贝利已错过切除肿瘤最好的时机。2021年9月,贝利还是接受了结肠肿瘤摘除手术,并仍需化疗巩固手术成果。
今年初,贝利再次被诊断出结肠癌扩散到肝脏和肺部。
11月底,因“全身肿胀”和“心力衰竭”,贝利再次被送进医院。随后,贝利的女儿埃德森·阿兰特斯·多·纳西门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贝利此次入院治疗是因感染新冠,出现了呼吸道方面的问题。
世界杯进行期间,全球体育界都给予了贝利关心和鼓励。
12月3日,国际足联在多哈湾上空部署了100多架无人机摆出“早日康复”的字样;在巴西队击败韩国队晋级8强后,巴西队队员集体在球场内拉起了支持贝利的横幅;多场比赛看台上的观众高唱“贝利,贝利”……
12月底,为贝利诊治的医生表示,贝利的肾脏以及肺部都出现衰竭情况,仅剩心脏还有反应。
早在球员时代,贝利就摘除过一个右肾,他曾表示,是因为被对手撞击的次数太多,导致右肾发生病变不得不摘除。
很多人不知道,在贝利踢球的时代,足球场上并没有红黄牌制度,也不允许换人,所以贝利的职业生涯中,经常会遭受极为野蛮的犯规。正是出于保护贝利这样的天才运动员,在南美足球界强烈呼吁下,最终才形成了如今的红黄牌制度。
即便如此,贝利仍然深爱着足球。
足球之王
贝利16岁出战职业生涯首个赛季;17岁代表巴西队参加1958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进球,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轻的进球者;半决赛23分钟之内贝利完成“帽子戏法”帮助巴西队挺进决赛;决赛中梅开二度率巴西队成功登顶夺冠。在那届世界杯贝利出场4次打进6球。随后在1962年和1970年,贝利为巴西队三夺世界杯冠军,并为巴西永久保留雷米特金杯。贝利23岁时已在正式比赛出场242次打入319球,算上非正式比赛进球数已超过500球。
由于历史和统计方式的不同,贝利的生涯总进球数一直是个谜。
贝利生涯仅效力于巴西俱乐部桑托斯和美国纽约宇宙俱乐部两支球队,按照各自的官方记载,贝利共在俱乐部打入680个进球,加上为巴西国家队打入的77个进球,总进球数为757个。
而《吉尼斯世界纪录年鉴》认定,贝利从1956年至1977年,在1363场比赛中打入1279个进球,由于贝利退役后还在纪念赛中打入两个进球,所以国际足联和南美足联一直认定贝利的进球总数为1281个。
贝利本人则认定,其在职业生涯中共打入了1283个进球。2013年贝利出版自传名为《1283》并且只发行1283册进行纪念。
事实上,无论哪一数据都难以让人感受贝利在足球场上的能力。他职业生涯有超过65%的比赛没有被影像记录下来,对足球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损失。
贝利是世界足球史上稀有的全能球员,放在锋线上能拿出极好的进球能力,放在边路,其盘带、摆脱和过人能力也非常过硬,即使回撤到中路,也能成为最强的组织核心。更令人震惊的是,身高一米七五、司职前锋的贝利在桑托斯队竟有4次出场担任门将,在巴西队的一次友谊赛中也作为门将有过出场记录。
在贝利的巅峰时期,对手甚至需派出3-4名球员防守他。即便如此,贝利仍可轻松突围。足球在他脚下灵活自如,他就像是球场上的野兽,迅捷、凶猛。
如今,形容巴西足球风格,人们总会说“桑巴”,事实上,巴西足球传统风格叫“任加”(Ginga)。
那是一个起源于16世纪殖民时期的巴西传统文化,是一种防身术。灵活、敏捷、富于柔韧性和爆发力,上世纪中期,巴西足球运动员将“任加”带进了足球场,并认为那是巴西足球的标志。任加踢法最常见的动作包括杂技般的带球过人、倒挂金钩射门以及用大腿或背部传球。
1950年世界杯,巴西队在决赛输给了欧式足球风格的乌拉圭队,令很多巴西人认为,是时候放弃“任加”了。但贝利不同意。1958年世界杯,贝利不仅证明了“任加”的魅力,也让巴西足球看到了信心和未来。巴西人开朗自信快乐,极具表现欲的巴西运动员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任加”。在本届世界杯中崭露头角的里沙利松、安东尼等年轻人身上,依然可看到“任加”的影子。如果没有贝利的坚持,巴西足球的风格一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为足球,贝利做了一切
1977年10月10日,美国纽约宇宙队为贝利举行了盛大的告别赛,赛后贝利在队友和观众的欢呼中挥泪离场,结束了非凡传奇的绿茵生涯。
退役后,贝利曾做过巴西体育部长,试图改变巴西足球混乱的赛制和腐败;曾出任联合国的大使,帮助各地贫苦少年通过足球重燃对生活的热爱;还曾在电影《胜利大逃亡》中饰演足球运动员刘易斯,重现了自己的倒勾绝技。
只要与足球有关的事情,几乎都可看到贝利的身影。在贝利看来,自己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足球,都是为了巴西,自己很快乐也很幸福。
2022年12月18日,巴西队遭到克罗地亚队淘汰后,贝利曾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其中说到,“如果你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那么你的机会会比别人更少、梦想也会更加遥远。他们的痛苦并不会比他人更深,但他们会受到更多人的评判,不是么?但与此同时,他们在胜利时的喜悦也要更多。”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们对足球如此疯狂,也许是这项运动中我们友谊的集合所带来的爱;也许是进球那一刻的欢呼能让我们忘记生活中的一切烦恼,哪怕只有90分钟;也许是足球在对抗贫困、饥饿和毒品时所传递的爱,它存在于一个个小的社区之中,并组成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就是这项美丽的运动所带给我们的,在巴西尤其如此。”
2020年11月25日,马拉多纳去世,得知消息后贝利曾第一时间表示,“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世界失去了一个传奇,我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能一起在天上踢球。”
现在,马拉多纳应该已经见到贝利了吧。(完)
东西问 | 孙向晨:现代世界如何走向“天下一家”?****** 中新社北京1月6日电 题:现代世界如何走向“天下一家”? ——专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孙向晨 中新社记者 文龙杰 “家”在中华文明中具有重要地位,包涵着独特的思想资源,甚至成为一种理解世界的范式。 近年来,“家”重新被知识界关注,“家哲学”被评为2021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之一。在文化厚厚的包裹中,“家”的深处究竟与西方哲学中的“家”有何不同?“家”能否在普遍化、去语境化的论述中成为普遍的哲学论题?中新社“东西问”日前就此独家专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孙向晨教授。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近年来致力于对家进行哲学挖掘,能否介绍一下,何为哲学意义上的家? 孙向晨:“家”是人们特别踊跃讨论的话题,也是非常复杂的论题,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反家非孝”成为社会主流,比较典型的是巴金的《家》《春》《秋》、鲁迅《狂人日记》中提到的“礼教吃人”等。除了这些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文学作品,陈独秀、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也在思想上对中国人的家文化进行了批判。家,在我们的语境中承载了太多个人、民族与历史的沉重记忆。 必须认识到,“家”在中国或者汉语思想传统中,有着不同层次的意义,如不清晰区分开来,容易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块倒掉。因此,需正本清源,一要区分家在中国文化中的深厚传统与家的哲学意味;二要区分家之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基性地位与“家”对于人类而言的生存论地位。 任何一个文明都关注“不朽”的问题。古文明埃及会借助木乃伊来直观表达生命的不朽,基督教借助上帝,佛教则借助灵魂的轮回。中国人尤其是儒家对“不朽”的理解,主要是通过“生生不息”来实现。 “生生不息”可看作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基本信仰。比如,在故事“愚公移山”中,愚公与智叟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愚公的时间世界如天地般广袤长远,“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智叟的时间世界只局限在这一生一世。基于对“世代”的关注与信心,中国人会对生命之间的延续给予特别关注,对于世代之间的情感最为看重,古代称之为“亲亲”,《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观众参观徐悲鸿的作品《愚公移山图》。泱波 摄西方哲学传统中对情爱(Eros)、友爱(Philia)以及基督教里神对于人的圣爱(Agape)都有许多论述,唯独对于亲亲之爱、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讲得很少。而中国人在亲亲之爱中还发展出一种中国的根基性的德性“孝”。“孝”字上面是“老”,下面是“子”,意味着不同世代之间的结合,通过“父慈子孝”并由此发展“家”的哲学。 西方的爱从爱情开始,中国人更注重“爱由亲始”。前者注重个体,因此海德格尔讲人是“向死的存在”;中国人则揭示出面对未来世代的存在向度,重视生命之间的延续性,如民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比如,“教”与“学”两个汉字都与“子”有关,也都与世代传承相关,因此把“师”与“父”联系在一起,将老师与“天地君亲”放在同一序列中敬拜。通过挖掘“家”的哲学意义,有助于在世代延续性中理解生命。 湖北孝感第一人民医院“战疫”夫妻祝茂松、秦维芳的“全家福”。晏美华 摄中新社记者:“家”在汉语思想传统中处于何种地位? 孙向晨:“家”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形态,在汉语思想传统中处于一种枢纽地位。 纵向上,向上“慎终追远”,向下“生生不已”,“家”成为联通上下世代的枢纽。横向上,中国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上去“修身”是修齐治平的基础,其实修的是对父母的孝顺、对子女的慈爱、夫妻的义顺,“修身”并非纯粹个体性修炼,而是在家庭关系性中的一种修炼。所以“家”才是修齐治平的核心,国家是大的家,天下则是“四海一家”。 中新社记者:从文明论的高度思考“家”,“家”为何在中华文明中被格外重视? 孙向晨:其实,古希腊也讲“家”,但城邦兴起后,对“家”的文化产生了抑制作用;基督教也讲“家”,圣父圣子圣母,都是以“家”为喻体的,但神圣化了的“家”却掩盖了现实中真实的“家”;在中国,则以“家”为本位,自觉地以家的基本特点来理解世界。 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既不依靠希腊式诸神、基督教式位格神,也不依靠佛教的六道轮回,而是通过“家”,这一基本的生存环节,作为文明发展的基础。 中华文化基于“家”发展出伦理体系,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最后通过“推恩”达到泛爱天下,即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形成一种道德化世界。此外,“家”对中国人还有很强的精神性寄托,因而注重“慎终追远”,也强调落叶归根。 103岁李宝英在已是古稀之年的儿媳妇的陪伴下剥油茶果。赵春亮 摄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人对“家”的思念无处不在,“家”是否具有世界性的广泛哲学基础,对全人类意义几何? 孙向晨:我在柏林讲中国哲学时,特别强调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哲学出发点,德国学生可以理解,甚至感同身受,只是西方文化并未发展出这样一种体系化、系统化的家文化。“家”在汉语世界中有很深厚的土壤与地基。近年来,我试图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更加理性化、更具普遍性的“家哲学”,挖掘其对全人类的哲学贡献。 就现代社会而言,“家哲学”应成为医治现代性疾病的良药。现代世界中,人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意义上都是独立的个体,这当然具有进步意义,肯定了个体的尊严与价值。而在传统社会,个体很难独立生存,需倚靠更大的共同体。在古希腊,人是城邦的动物;在天主教,人倚靠于教会;在印度,人是村社的动物;在中国,人是家庭的动物。只有在现代社会,个体才可能独立存在。物质文化的极大丰富,使人对整体的依赖度降低。 另一方面,人的生存依然是社会性的,在汉字中“人”字虽只有两笔,但表达了相互扶持;“仁者人也”,“仁,亲也。从人,从二”,则表达了两人间的亲切关系。人在理智生活上可以是独立的,在情感上则对彼此有着深深的依恋。就后者而言,现代社会给予的支撑非常不足,所谓的存在主义问题就出现了,人的荒谬感、漂浮感、虚无感都爆发出来。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强个体概念,一旦没有上帝作为内在支撑,亦即尼采所言“上帝死了”之后,“个体”就处于一种漂浮状态。“家哲学”由“亲亲”而“亲切”,其理解世界的方式是关系性的、扶助性的,基本趋向是把人从远处拉近,形成一个温暖世界。 与希腊特别强调理性相比,“家”更强调情感,强调成员间的相互关联。“家”作为一种文明论范畴,其奠基的世界更有家园的温暖,而非茫然大地的荒芜。 广西南宁学童展示书写的“人”字。俞靖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通过阐发“天下一家”的理念,破除文明冲突论? 孙向晨:人和动物不一样,不是靠本能生活,而是生活在“三观”之中,具有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西方文化传统中有非常进步的方面,但也存在种种弱点乃至弊端。比如,按照霍布斯理论,人在自然状态下即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理解和界定为相互冲突、争斗、排斥。像个体层面一样,在理解国和国之间的关系上,民族国家也处于相互争斗关系中。康德讲永久和平,其前提也是国家间相互争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同样复制了霍布斯的冲突逻辑。 从个体冲突、民族国家冲突到文明间的冲突,其基本逻辑一样,都源于追求自我权力。根本在于其哲学模式是个体主义式的,即我与他者互为陌生。 “家”的哲学从“亲亲”开始,注重相互之间的关联,但又强调“不同”,维特根斯坦从中发展出“家族相似”理论来破解西方的本质主义,而中国文化传统的“和而不同”进一步概括了“家”的这种理想状态。在这种“家哲学”的框架下,每个个体都可以不一样,但因为“亲亲”而归于“和”,并不一定就指向冲突。从家哲学中的“亲亲之爱”发展出“泛爱天下”的仁爱精神,可建立起对共同体、对国家关系的新理解,也就是“天下一家”的理念。 “家哲学”旨在把他人拉近,强调“亲如兄弟”,形成一种共同感与家庭氛围,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天下一家”的相互关系,后者在哲学上转变了理解世界的基本范式,可提供一套新的哲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新的天下观,从而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健康的“家”文化,提炼出普遍意义,在现代世界尤为重要。(完) 受访者简介: 孙向晨,复旦大学教授、哲学学院院长、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社科领军人才(2020年)、上海市领军人才(2019年)。曾在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巴黎高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等大学做访问学者、访问教授。牵头或参与的教学项目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1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多篇,多项著作、论文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双重本体:形塑现代中国价值形态的基础》《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个体”》两篇文章分别入选2015、2017年“上海社联十大年度推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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